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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拉揚的音樂觀點和語錄(1)

(卡拉揚戰後帶領柏林第一次訪美演出時)在巴爾的摩( Baltimore ),開演時僅有二十五位觀眾在座。卡拉揚登臺了,向觀眾致意後,他作了難得一次的演前致辭:

“我非常清楚,這是我指揮生涯中聽眾最少的一場音樂會。”他記得他自己當時是這麼講的,“聽眾最少,但卻是最了不起的。你們不受宣傳的影響來到這裏,我知道你們完全是為音樂而來,我們將把一份精美絕倫的音樂奉獻給你們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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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拉揚年輕時在亞琛取得成功後,他又兼任了許多工作,由於繁重的工作使他的精力有些不集中。後來他偶然在書店裏看到一本關於瑜珈的書,從此便終生修煉瑜珈(後來還加上了禪宗)。

卡拉揚在跟隨東京一位禪宗大師修行一段時間後,學會了集中意念。“從某種意義來講,樂團和我在工作的情況也是如此。對於所演奏的作品,我們都把意念集中在同一個謎,即它的要旨上。每次排練我們都集中注意這個謎。我們接受它,就像天主教徒接受奇跡劇一樣:‘我相信它,因為它難以理喻’。最後,當我們的注意集中到同一個焦點上時,另一種東西活起來了。我們都能感覺到它。就像乘飛機一樣,是飛機讓我們飛升了起來。”

“我們說‘我射擊’,‘我動作’,佛語則講‘法力使射使動’,‘法力’是我們得以仰仗的主宰萬物之力。你只須驅動它,然後就任其自行發揮。當我不再念念不忘自己是在‘創造’音樂時,我便知道我所追求的效果已自然達到。”

“在經過精心準備的任何一場音樂會中,我已經不再聽見音樂,我只是讓它煥發生命而已。我自己已完全溶入其中了。每場音樂會都是一次神奇的體驗,讓人心醉神迷。你從自己、或者你自以為是你自己的什麼東西身上游離了出來。你不再能夠指揮它,它是上蒼的一種恩賜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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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拉揚解釋指揮:“指揮真上一種神秘的體驗。進入佳境時,我完全忘記了自己是在做什麼。我的雙手已經過了三十年的訓練,已從我的感覺之中獨立出來了。他們會自發地揮動,音樂便如流水般滔滔湧流。能夠讓自己融入音樂的意韻實在是妙不可言。你的指揮完全是自然而為之,欲罷而不能,直至你完全忘記這是你的手在揮動。而與此同時,倘若哪個歌手出了錯,你不會忘了予以糾正,而且是瞬間做到,無人覺察。要是某個管樂手在吹奏一個長段時,音樂進行的速度突然快了起來,那是我令他們加快的,因為我感覺出他快接不上氣了,便讓他吹得快一點。第二天他來對我說:‘昨天發生的事真叫我難以置信。’我回答說:‘我鑽進你心中啦。我感覺到你氣緊了,那個樂段眼看要不連貫了,所以加快了速度。’這就是你與演奏者之間的溝通,很難用言語解釋得清楚。”

“無論我們幹什麼,總是學無止境的。所以我總是尋求能給我以教益的人為伍,不管是醫生、科學家,還是普通朋友,只要較之我有一技之長的人都是我的老師。你知道我總是扮演發號施令的角色,其實只要發現誰比我強得多,我會甘作奴隸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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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卡拉揚:“所謂歌劇,就是演員培養自己的情緒,直至強烈到非要用歌聲表達不可。就像約德林一樣。約德林就是純粹的歡樂情緒的爆發。在歌劇中,就是用歌聲來表達感情,表達一種特定的心境。其喜悅之情如此強烈,只有引吭高歌才足以表達。動作,如果是必要的話,也只是起到進一步強化從演員口中宣洩情感的作用。比方從歡樂變為悲傷,則不妨加點動作。演員要善於‘看’到、感受到假像的情景。在拜魯伊特,演員唱完一首詠歎調,甚至只是一小段唱腔時,總要做一個大大的結束動作,或伸展雙臂,或跺跺腳。這實在可笑。一定不能有什麼‘歌劇式’的動作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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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拉揚對排練的作用有一套見解。“每場排練都必須在原有基礎上有所進展”,他說,“指揮應懂得怎樣使每一次排練取得進步。在排練結束時如果我們有所收穫,心情就特別舒暢。如果尚未協調便宣告任務完成,這種不協調的情況就會在團員中繼續存在下去。所以我們對團員們講:“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,但我們會找到解決的辦法的。”

正如範?達姆所說,卡拉揚明白自己要的是什麼,那就是指揮大場面(如交響樂團或劇團)所感受到的愉悅。除了中國大陸那種在體育場進行的大型團體操表演外,沒有哪種演出會像音樂會那樣,有如此眾多的表演者(樂團團員)聽令於一個人的指揮。哪怕是較小的樂隊而言,指揮都具有獨裁性,那種樂團再加上合唱團多達兩、三百人的演出團體就更不待言了。前面已經提到,卡拉揚的氣質非常適合這種工作,而且絕大多數時候他對自己所處的位置是有一種志得意滿的心情。他情緒極好地談及當初薩爾茨堡音樂節考慮他出任藝術總監的事。他得知有一些反對意見,有些人認為他是個獨裁者。卡拉揚回答說:“他們說得不錯!”

間或也會遇上一些反對意見,使他感到躊躇。一次,他在自己的聖特羅佩別墅談論音樂時,曾對指揮家作如下定義:“他就像希臘神話中的九頭蛇,長著九顆音樂腦袋和十二條音樂家的臂膀。他是音樂的使者,是音樂界的祭司,是和平與美的使者。千萬人崇拜他,其餘的人則譴責他是獨裁者、無恥地以音樂謀取權利,一個騙子。歷史上曾有哪種職業,像指揮家這樣受過如此截然相反的對待?惟有宗教主義的盲目狂熱能與之相比。”

“這是藝術創造的一種獨特的體制:一個人被賦予幾乎是無限的權力總管一切,包括演員、歌手、預算、計畫和節目。別的任何領域裏哪會有這種情況發生?幾乎別的所有行業裏,領導也得受制於人,諸如委員會、董事會、監察員、工會等,都有權使事情受到控制。一個人受到如此信賴,這在我們這個時代恐怕是最後一遭了。當然,這種領導原則也有其弱點。希特勒不是自稱為‘元首’嗎?所以這個詞也有招人討厭的一面。這是個令人生疑的詞。當人們意識到某人要按他的遺志行事時,他們就常會變得多疑。領袖——獨裁。如今,表達自我的強烈意願往往容易招致批評。人們似乎不敢坦率表達自己的意見並靠自己的實力去實現它。但在純藝術領域這種原則是有價值的。必須有一個人表達意見,否則不可能有偉大的藝術之作產生。”

為藝術盡心竭力和“一人掌權,一人說了算”的哲學是卡拉揚班子的核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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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拉揚一貫宣稱對自己指揮生涯影響最大的有兩個人,一個是托斯卡尼尼,另一個是富特萬格勒。 1963 年,卡拉揚說:“作為指揮家而讓樂團和自己共同擔負闡釋音樂的責任,富特萬格勒是第一人……雖然我從未打算改變這種風格,但我還是試圖在此基礎上再增加一些精確性的要求,托斯卡尼尼正是憑著自己的絕對控制力把這種要求加諸樂團的。”

卡拉揚與托斯卡尼尼初次接觸時才 15 歲,他說:“托斯卡尼尼在斯卡拉幹了 8 年,這是他最輝煌的時期。但他離開時總經理卻暗自慶倖。有一回他指揮排練《唐喬瓦尼》整整排了三個月,彩排都過了他卻突然撒手不幹了,說‘這戲沒法上’。不過對我來說,他卻像月亮一樣高不可攀。他是個巨人。據我所知在唱片灌錄上他也算是開山鼻祖。我跟他相識是在拜魯伊特(當時我在烏爾姆工作)。他正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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